1930年4月13日出生于湖南长沙县(现望城县)，1949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校。

  1952年开始长期从事文物考古与博物馆工作，历任湖北省博物馆文物考古队队长、副馆长、馆长。曾主持江陵楚都纪南城、江陵望山与沙冢楚墓、随县曾侯乙墓等重大考古发掘与研究。1979年主持曾侯乙编钟的研究与复制，获文化部科技成果一等奖。

  我最早念的是湖南大学的音乐学系，注了册，报了到，但是两个星期以后就离开了。我怎么离开的呢？我发现了自己耳朵听音不准，感觉自己没有前途，那时有一句话，叫做“文人北上，干部南下”，正好湖北省成立文联，其中有几个副主席都是湖南的，他们决定到湖南带一些专业人才来。我一看觉得不错，就到了湖北省文联文工团。但是，由于我的湖南口音不能演戏，耳朵听音也不准，只能在文工团搞布景打杂。

  1952年，全省文工团进行整编，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一位老同志去文工团挑人，挑了我。到那里以后，的就是搬文物、古书等杂事。

  中国地上地下的文物很多，一动土搞大规模的建设，就涉及到了文物保护的问题，但是，可以依赖的考古人才很少，国家就决定办一个为期三个月的“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”，从1952年开始，连续办了四期。我参加的是1954年7月22日开学的第三期，给我们上课的都是最著名的学者，其中有郑振铎、夏鼐、王冶秋、陈梦家、裴文中、贾兰坡、苏秉琦、宿白、严文儒等人。三个月中，有一个半月是课堂学习，一个半月在西安现场学习。我还记得班主任裴文中在开学的时候讲的话，三个月的时间能把你们引进门，但别认为培训完以后就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入门以后还得靠自己。

  回来以后，我参加了屈家岭文化遗址与天门石家河文化遗址等考古发掘，这是湖北境内采取近古方法的首批发掘。那时候我已经是省博物馆文物考古队队长。1965年10月开始，我们在江陵城外望山挖了八个墓，这是首次在湖北进行大规模楚墓发掘，第一次发现了楚国竹简，还出土了越王勾践剑、木雕禽兽座屏、错金银铜尊三件国宝，这次发掘第一次打开了楚都近郊地下宝库的大门。

  “文革”期间，有人说我们发掘出来的文物是“封资修”的东西，属于“四旧”，应该全部砸烂。我一听就说，“看哪个敢砸！”想了很多办法保护，把文物拣好，并让保护。

  1978年2月底的一个深夜，我在武汉接到襄阳地区(今襄樊市)文博馆王少泉的电话，说随县文化馆王馆长告诉他，在随县城郊公社团结大队境内的一座红色砂岩的小山冈上，空军后勤部雷达修理所扩建厂房开山炸石，在石头山上炸出了一片褐色土，土层中还有石板，他们怀疑是一座大型古墓。原来，部队的负责人曾多次看过有关马王堆的电影，见到此现状后立即向县文化馆通报。当天王馆长不在，一个学音乐的人去看了一下，说没有墓碑、墓门、墓道，不是古墓，让军队继续炸。但是，军队的同志觉得不行，就往下面清理，结果发现了更多的石板，马上让王馆长下去看。这个王馆长以前在我们办的考古训练班学习过三个月，他看了以后说肯定是古墓，但他没见过有这么大的墓葬，东西长21米，南北宽16米。我听了以后，预感到这个发现很重要，马上给王少泉下了三条指令：第一，立马停止放炮，停止施工；第二，立即通知地委，请地委出面，通知部队妥善保护现场；第三，马上去现场探察。

  3月19日，我带了两个人赶到了那里，成立了一个省、地、县联合勘探组，当天晚上就开始钻探。连续勘探了三天以后，我马上写好了“随州城郊发现大型古墓”的勘探报告，认为虽然有一个盗洞，但这么大的古墓，里面一定有重要文物，一定要尽快组织考古发掘队进行抢救性发掘。

  发掘必须拍全景照片，一般采取的是用热气球和飞机航拍。襄阳有热气球，但是不过关，于是写好了报告，通过武汉军区的政委配飞机、配汽车、吊车、人力并出钱。一项一项落实以后，5月19日，我们就开始了发掘。

  我们把椁板揭开以后，里面一坑都是水，西室的水上面浮起了八具棺材，东室浮起两具棺材。这时，地方的人失望了，他们本想像马王堆一样，挖到一个古尸，然后拿到一笔钱盖一个博物馆。他们看到棺材，以为里面什么都没有。我没有泄气，把棺材吊上来以后，看到了编钟架上的三根横梁和一个杆子，然后开始用抽水机慢慢抽水，清除淤泥。随后，这个地下文物宝藏露出了真面容。

  曾侯乙墓出土的文物有礼器、兵器、乐器、车马器、甲胄、生活用具及竹简等，制作材料包括青铜、金、银、玉、陶、石、铅、锡、漆、木、竹、皮、骨、角、丝、麻等，出土文物1万5000多件。其中，最重要的就是青铜铸造的成套的曾侯乙编钟。它总共65件，精美壮观是我从来就没想像到的。

  编钟出土以后，我们打破了考古界陋习，邀请了各路专家来参与研究，其中有搞自然科学的、搞地质的、搞音乐的，等等。

  按照传统的做法，我们把编钟保存好，然后写发掘报告、做研究就行了。我就想，编钟既然是个乐器，就要听到它的声音，要听到它的声音，就要去敲。这样一来，博物馆就有人反对说，这么好的文物，敲坏了怎么办？简直是不爱惜文物。于是，我就请古文字专家裘锡圭等人来研究。铭文上面有记载，一个编钟发两个音。与编钟一起出土的有六个丁字形的木棰和两根长长的圆木棒，小钟好办，用木棰直接就能敲，那么大钟怎么办？

  我们开始以为那两根圆木棒是用来支撑编钟架的，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见了就说，老谭，能不能用这个敲？他先用木棰敲了敲，声音像破锣，觉得不对，然后我用木棒一敲，编钟就发出了悦耳的声音。

  我后来就说，编钟既然是乐器，我们就不能只见其形，不闻其声，决定8月1日在随州搞一次演出。7月底，我们召集了一些音乐家，把编钟搬到部队的舞台小礼堂，并在舞台下面增加了柱子。怎么演呢？我想，虽然编钟埋藏了2000多年，但我要用它演奏古今中外的曲子。于是，决定以《东方红》开始，另外还包括外国曲子《魂断蓝桥》、古曲《楚殇》等。8月1日，我们邀请了各方领导一起来听，我临时充当主持人，两个小时的演出吸引了电影厂以及中央电视台、新华社等新闻单位的人，一下子就轰动了世界。

  轰动产生以后，麻烦又来了，很多人都要求听编钟演奏。但是，编钟同时也是文物，怎么能天天拿大棒子去敲呢？

  9月份，编钟搬回了博物馆。但是，为了宣传，肯定要让人们听到编钟的声音，但不能每次敲原件。因此，我提出，一定要进行复制。馆里很快就有人反对，说我是博物馆馆长，把编钟保护好就行了，我又不是剧团团长，搞这个做什么？如果有人要听，放录音就可以了。

  我的想法是，要想让人们了解编钟，必须要有现场演奏。来视察的时候，我不在单位。但是，叶帅敲了一下，说这个好，西安兵马俑不是已经复制，搞了一个兵马俑博物馆吗？编钟能不能复制，让人们听一下2000多年前的声音？接待的人说不行，兵马俑只复制出外形就可以，编钟的声音不一定做得出来。我回来听到以后就说你们简直蠢死了，古人做得出来，今人做不出来？这么好的机会，有困难跟老帅说啊，埋怨也没用。接着，又来了好多领导，来一个人我就说一次，要复制编钟，要建音乐厅，要盖编钟馆……这些领导都表示了支持。

  随着编钟宣传出去后，影响逐渐扩大。全国铸造学会、自然科学界的一些人来参观时，我就向他们介绍，他们都觉得确实了不起。我就问他们，编钟能不能复制得出来。

  他们都表示古人2000多年前能做出来，我们今天就能做出来。1979年3月，铸造学会的年会在武汉召开，我去做了报告，放了录音和电视，并提出复制的请求，他们都很积极。

  最后当时的湖北省政府领导人拍板，让机械局出钱，文化厅负责，六家单位成立了“曾侯乙编钟复制研究组”，我自告奋勇当了组长。

  1982年，28件样钟复制成功，1984年，编钟全面复制成功。为了庆祝那年国庆节，整套编钟要搬到北京演出，人民唱片社还动员中国广播乐团邀请我们到北京广播剧院去演出。为此，我开始筹备编钟乐团。消息一传出，流言蜚语马上又来了，有人说我当了馆长还不过瘾，又想当团长了。

  后来上级下来查，未曾发现我的任意的毛病。结果我们和湖北艺术学院两家一起组织了一个编钟乐团。在广播剧院演出以后，又到了演出，影响更大了，后来去了巴黎、日本、华盛顿，演遍了全世界。

  65件曾侯乙编钟里有一件与众不同的，自成一体。这件钟悬挂在下层中间最显眼的位置，镌刻有31字的铭文，意思是说，楚惠王五十六年(即公元前433年)，楚王熊章专门为曾侯乙做了这件镈钟，让曾侯永世用享。楚国给曾国送如此厚重的礼品，说明曾楚两国的友好关系非同一般。

  有学者认为，《史记》中记载的“楚昭王奔随”的故事可以解释强楚为何需要送这份大礼给小小的曾国。公元前506年，吴王阖闾与伍子胥攻破楚国都城郢，楚昭王慌忙从郢都逃走，逃到随国。吴兵包围随国，随侯坚决不肯交出楚王，并对阖闾说：“随与楚国世代友好。”就这样，随侯保护了楚昭王。很多学者觉得，从地域来看这个随国就是曾国的另一个名字。编钟铭文上的楚惠王熊章就是楚昭王的儿子，为了报答救父之恩，楚惠王才将这如此精美的镈钟送给曾侯乙，以表达两国的友好关系。之后江汉诸小国尽灭于楚，唯曾独存。

  除了编钟以外，曾侯乙墓还发现了排箫两件、建鼓一件，尚不知名的五弦乐器一件以及编磐、鼓、瑟、琴、笙、箎等等。整套编钟的音阶结构与现今国际上通用的C大调七声音阶属同一音列。它的音域宽广，跨越了五个八度，仅比现代的钢琴两端各少了一个八度，在旋宫转调的情况下，用这套编钟能演奏古今中外多种乐曲。曾侯乙编钟是考古史和世界音乐史上的旷世奇观。

  此外，墓葬东室出土的一个衣箱上，发现了篆文二十八星宿全部名称，这是我国最早的文字记载。它的发现立即引起了天文学界的轰动，已经定稿的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天文卷》为此改写了有关部分内容。